邱建军和她的126个“孩子”

作者: 冯明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06-03-23  访问次数:6666
    邱建军是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审判员。自1996年从事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工作以来,她先后审理各类青少年刑事案件360余件,涉及450余人。在8年来的工作实践中,邱建军以超越母爱的亲情,唤醒了他们尚未泯灭的良知,使126名少年犯由缓刑走向新生,其中63名少年犯重返学堂,10人考上大学,1人考取研究生,1人在缓刑期间为救人而英勇献身,被追授为烈士。这126个曾经失足的孩子都把邱建军叫“邱妈妈”。2004年8月,邱建军被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等11个部门联合授予“全国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先进个人”,10月,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“全国少年法庭先进个人”。2006年2月,邱建军在由最高人民法院、人民日报、中央电视台、法制日报联合举办的“2005中国法官十杰”评选活动中荣获“银法槌”奖。

    给少年犯一个悔罪的机会

  邱建军最初从事司法工作,是当检察官,从检察院调到法院,而且是从事少年刑事审判工作,邱建军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。为了审理好少年犯罪案件,她钻研了大量国内外法律文献,自学少年犯罪心理学。当她面对一本本罪犯的案卷,看到一个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因犯罪给社会、家庭带来危害和痛苦时,邱建军的心被深深刺痛。能不能在看似冰冷的法律中融入善良的亲情,将法、理、情贯穿于审判之中,促使少年犯认罪服法,给他们一个悔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机会?邱建军开始在审判中探索。

  邱建军办的第一个案子是12名少年犯聚众行凶打人案。武汉某中学学生小涂因看不惯本班同学方雨,在放学之后,邀了杭涛等11个同学,将方雨挟持至江边,拳打脚踢,将方雨打瘫在地。这起重伤案中,12名少年犯大部分是省重点中学高三和市技校即将毕业的学生。一旦被判刑或劳改,就失去了上大学和毕业的机会。此时,被害人家长坚决要求严惩凶手。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当初凭着哥们义气,不去,怕同学笑话。如今,罪到临头方知后悔莫及,情绪非常低落。他们的家长既想减轻孩子的罪责,又担心赔了还是要判,顾虑重重。邱建军把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融入庭审之中,把被告人及其家长带到被害人病床前,亲眼目睹被害人的伤情,少年犯们对自己的罪行痛恨不已,纷纷忏悔,表示愿意接受法律审判。他们的家长也开始积极筹集15万元,赔偿被害人的医药费,最终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。1996年7月,汉阳区法院一审以流氓罪判处杭涛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二年,其余11名孩子分别被判处缓刑。

  案子虽然办完了,但事情并没了结。出事以后,杭涛所在的重点中学为严肃校纪,将他开除。杭涛和他的父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他们来找邱法官帮忙。整个夏天,邱建军不厌其烦地找到学校领导。一所学校不行,她又找到另一所学校。校长问:“你是杭涛的什么人?她说:我与杭涛没有任何亲情关系。我是一名少年刑事法官,和学校老师一样担负着教育的责任。你们是在培育走正道的苗子,我是把走歪道的苗子扶正。如果杭涛不能回到学校,他有可能会自暴自弃。但学校给他一次机会,说不定就会浪子回头。”邱建军的一番话感动了校长。她让杭涛和家长与学校签订责任状,几经周折,杭涛终于回到校园。1997年,杭涛以高分考取了武汉某重点大学,本科毕业后,他又顺利考上本校研究生。

    “两个延伸”帮教少年犯

  通过多年的摸索,邱建军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了“两个延伸”,即“庭前延伸”和“庭后延伸”。“庭前延伸”就是在庭审前,深入到学校、单位、居委会、派出所了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,掌握第一手材料。“庭后延伸”就是案件审判后制定回访帮教措施。在审理一起抢劫案中,邱建军发现被告人彭伟法定年龄经公安机关鉴定为18岁以上,但被告人却称自己未满18岁。彭伟没有户口,其母亲又因丈夫被判刑劳改、儿子被关押受到严重的刺激,精神恍惚,无法说清其具体出生年月。为弄清真相,不留隐患,邱建军带领书记员多次走访该犯所在居委会、学校和其父亲所在监狱核实,查找被告人的出生时间,终于找到了能确认彭伟作案时未满18岁的证据,为该案正确量刑找到了依据。

  少年刑事犯正处于成长时期,为了防止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再次走上犯罪道路,每一起案件宣判后,邱建军都要为每个被判缓刑的少年犯建立档案、登记卡,对其家庭基本情况、犯罪经过、汇报材料、座谈内容等一一记录在册,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,通过帮教降低重新犯罪率。少年犯张荣被判处缓刑后,一度思想悲观失望,情绪不稳定,曾流露出“破罐子破摔”再次犯罪的念头。发现这个苗头后,邱建军多次登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,给他讲缓刑期间犯罪的法律后果,鼓励他振奋精神,报名参加汽车驾驶技术培训,掌握生活技能,自食其力。在邱建军的教育下,张荣打消了原来的消极念头,还多次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,受到有关部门的表扬和奖励。

  邱建军把挽救失足少年作为自己的一份责任和义务,把大量的休息时间放在审判后的帮教工作上。她定期组织召开帮教座谈会,邀请区政法委等有关部门领导及少年犯的父母、监护人、居委会领导、派出所民警和学校老师参加,了解少年犯的改造情况,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帮教工作。与此同时,邱建军要求被判处缓刑的少年犯每2个月向她口头或书面汇报一次思想情况,对少年犯反映的学习生活和改造中的困难,极尽所能地协调有关部门单位给予解决,有效地防止了他们自暴自弃或再次走向犯罪。这些年来,邱建军还经常不顾酷暑严寒,顶风冒雨深入少年管教所、市工读学校回访调查,了解少年犯的改造情况,鼓励他们认真改造,争取早日减刑,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失足少年。这些被邱建军真情所感动的少年犯中不少人亲切地叫她“邱妈妈”。现在每当听到少年犯称呼她“邱妈妈”的时候,她就忍不住想起那个高大英俊的杨辉。这个小伙子在校读书时因受他人影响参与抢劫,被判缓刑。在邱建军的帮助下,他完成学业,并应聘考上了武汉晨鸣纸业公司的保安员。该公司在江西南昌开分厂,条件艰苦,杨辉主动要求到南昌,临行前,他对邱建军说:“邱妈妈,你放心吧,我要立功,我会用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身上污点的。”可是,他这一走,再也没有回来。2003年9月26日,杨辉在午休时,突然听见工地有人喊救命,杨辉迅速冲向工地,得知有个民工在井下施工时遇难,另一个保安下井营救没有上来,杨辉毫不犹豫跳了下去,用双手举起奄奄一息的战友,战友得救了,当他再次用尽全力举起民工时,因严重缺氧陷入淤泥而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从杨辉的身上,邱建军看到了失足青少年经过改造后的闪光点,也更增强了她致力于帮教少年犯的信心。

    对少年犯奉献一片爱心

  对待少年犯,邱建军不仅从思想上教育挽救,而且还从生活上关心、爱护他们,使他们改邪归正后能在社会上和正常人一样地生活。

  失足少年谌文被判缓刑完成学业后,在邱建军的鼓励下,就聘报考湖北省京珠高速公路收费站保安员。被录用后,该公司得知其是缓刑犯,随即将其解聘。谌文及家人陷入难言的痛苦之中,心里一百个想不通。谌文认为是社会抛弃了他,将自己关闭在家中绝食。谌文的父母急得没法,去找邱建军。当时正值五一节假期,邱建军闻讯即赶到他家做谌文的思想工作,稳住谌文后,邱建军又赶到京珠公司协商。在邱建军的努力下,该公司恢复了谌文的工作,他又重新回到原来的岗位上。现在谌文工作非常吃苦认真,得到领导和同事的赞许,当了一名小班长。

  危涛,原在商务学校学习厨师,因抢劫未遂判了缓刑。在邱建军的帮教下,危涛在家开了个小餐馆。不久,以前他在牢里认识的王军回来找他,两人搅在一起整天出入歌厅、迪吧,不再好好做生意了。危涛的妈妈多次劝阻无效。眼看着儿子又开始变坏,急得找邱建军帮忙。第二天,邱建军把危涛叫到办公室,让他坐在旁边把过去写的悔罪书抄10遍,然后,坐在一旁看邱建军办案。一连十几天过去了,危涛看到一桩桩少年犯罪案,吓得心惊肉跳,他主动向邱建军认了错。此后,危涛再也没有去迪吧,而且到一家高级酒店当调酒师。

  邱建军的谆谆劝导,唤醒了一个又一个少年犯。失足青年李刚从农村到武汉打工,梦想过富裕生活的他,选择了不劳而获的歧路,因抢劫犯罪被判缓刑后,邱建军对他说:“你是农民的儿子,你要靠自己辛勤劳动的双手改变生活。”回到农村后,邱建军从未间断过对他的帮教。2004年5月17日一大早,李刚就背着一筐菜来到汉阳法院找到邱建军,他说:“邱妈妈,我昨天就到法院来了,可您已经下班了。从门卫那里打听到您住在王家湾附近,我就到王家湾找您,找到很晚很晚也没找着,我就在附近的一个工地上睡了一晚上。今天一早我便又来到法院,可算找着您了。我是来给您送一点菜的,这可是我一瓢水一瓢水亲手浇灌种出来的啊!”看着还沾着新鲜泥土的一筐新鲜菜,邱建军的眼眶都湿润了。

  孩子是父母的希望,也是祖国的未来,他们犯罪后,最痛心的莫过于他们的父母,望子成龙的希望成为泡影,为了使孩子能够得到从轻或减轻的处罚,他们千方百计找关系、托熟人请审判人员,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财物、金钱来为案子奔波。邱建军也碰到过各式各样的送礼人,他们有的是求情,有的确实是出于真心感谢。面对这些请吃送礼者,她都一一地谢绝,并告诉他们,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,挽救失足少年也是她自己的责任,如果为救助这些失足少年而接受吃请或礼品,不但会给这些失足少年的心灵留下阴影,自己也会因此而丧失教育孩子们的资格。

    几年来,邱建军对失足少年的帮教成功率达到98%,收到当事人的感谢信100多封,牌匾、锦旗40余面。